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缘何设在北京城内

陈明绍，九三学社中央名誉副主席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由北京大学的教授，受命首都建设、改变旧北京面貌的使命，曾历任北京卫生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，北京上下水道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，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。50年过去了，往事悠悠，古老的北京早已成为现代都市，但对当年围绕北京旧城改建的不同意见，他仍记忆深刻

今天整洁美丽的首都北京，有贯穿南北长26公里的中轴线，与之正交的东西长安街，中间是世界最大、最雄伟的天安门广场，二环路以外高楼耸立，二环路、三环路通行无阻，立交桥如彩虹飞架，既富有东方传统文化的特色，又呈现一派现代化都市的景象。但谁又能想到解放前夕的北平城曾经是垃圾堆成山的脏乱城呢！

事实上，解放初期，在改变旧北京面貌、建设新首都过程中，围绕北京城市功能和建设规划，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同的意见——是从纯粹保护古城目的出发，完全保留旧北京、旧城的原貌，将中央政府行政中心建在城外？还是根据当时国家经济条件实际出发，在尽量保留北京城原貌的前提下，将中央政府设在城内，从而充分发挥其城市功能，使北京城免于衰落而重现辉煌？

1949年2月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。全市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夹道欢迎解放军。知识分子同样兴高采烈，但比起一般市民总是有些超前考虑：论打仗，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可说的；但今后的任务是要建设新中国，共产党在这方面也行吗？这种疑虑，很快就被当时北京解放初期城市建设的事实打破了。

1949年12月，为了尽快改变北京面貌，建设新的首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清华、北大、燕京三所大学的六名党外教授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。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吴晗、梁思成、王明之，北京大学的严镜清、陈明绍和燕京大学的翁独健。其中我最年轻，仅35岁，被任命为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。

当时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，真是百废待兴。北京虽以古老的都城而闻名于世，但在长期闭关锁国及军阀混战的情况下，北京连起码的现代化的市政设施都不具备。例如供水、排水、道路、桥梁、绿化、煤气、热力、电力、电信等，都缺少统筹规划，未形成完整的系统。这样，城市建设的任务非常艰巨。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具备吗？当时我虽然信心不足，但对党的政策，对党的干部是信任的，因此就走马上任了。

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后第一件城市建设工作就是清除垃圾。

清除垃圾工作从1949年3月24日至6月30日先后分两次进行。这两次都是以动员方式进行的，共动员7．3万多人，汽车807辆，人力车3204辆，兽力车32113辆。之后，又经过11月和1951年3月两次清洁大扫除，将明清以来沉积的60多万吨垃圾全部清除，使古都面貌焕然一新。

当清除垃圾告一阶段以后，有识之士希望解放后的人民政府既然有能力清除物质的垃圾，也应把与新中国首都不相称的“精神垃圾”——娼妓现象清除干净。为此，曾有人给毛泽东主席寄去一封信，在空白的信纸上只画一只睁着的大眼睛。

自明清以来，北京的妓院明暗杂陈，延绵不断。清光绪庚子以后，京师警察厅将内城的妓院迁到外城，给照收捐，准许公开营业，分为一、二、三等及下处，其中一等小班及二等茶室多集中在前门、和平门外王广福斜街、陕西巷一带八条胡同，故称“八大胡同”。

为了清除这精神垃圾，市人民政府经过周密调查后，于1949年11月21日在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，通过了封闭妓院的决议。当晚9时起，在全市进行查抄、封闭妓院的行动，共封闭一、二、三等妓院共237户，收容妓女1268人。通过控诉揭发，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的老鸨。这一行动标志着千百年来压在妇女身上的罪恶娼妓制度被彻底砸碎，使受压迫、受蹂躏的姐妹获得了新生。

北京一向以历史文化名城著称于世。在中外大学里讲授《城市规划》课程，或编写都市建设史等专著时，一般都要提到北京。这座都城是完全按中国传统哲理进行规划、设计和营建的。为体现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——皇帝的威严和周到的保安措施，整个城市是一个圈套一个圈发展营造起来的。紫禁城为最内圈，即今天的故宫。第二个圈为皇城，天安门为其南门，地安门为其北门，东有东安门，西有西安门。除天安门外，其他三门已不存在。第三个圈为内城，南面设正阳门、崇文门、宣武门；北面设安定门和德胜门；东面设东直门和朝阳门；西面设西直门和阜成门，一共有九个城门。原在内城以外再有一个圈层为外城，又称南城。实际上在外城的城墙东西两侧修到与内城城墙齐平时，即与内城南侧相接，形成“凸”字形的外貌。南面有永安门、左安门、右安门；东面有广渠门；西面有广安门。所有城墙的走向都是东西方向或南北走向。但按中国传统而近乎神话的“天缺西北，地陷东南”的说法，内城从德胜门往西一段的城墙不是正东西走向，而是向西稍为偏南成一缺角。今天龙潭湖南的城墙也凹陷进去一小段。

这个为封建王朝服务的旧北京城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，很值得为我们中华民族祖先的高超智慧和别具一格才华而骄傲。

但历史的车轮已进入20世纪中期，作为人民政权的新中国首都，要为中央人民政府服务，为首都现代化建设服务，为广大劳动人民生活便利服务，就有很多方面不能适应。例如当时棋盘式道路网上设置重重障碍，不能适应快速的交通运输。西城人要去东城探亲访友，必须出宣武门绕前门进崇文门才能到东城。交通要道上树立起的彩色牌楼，像东四牌楼、西四牌楼、东单牌楼、西单牌楼、前门五牌楼等，对快速交通工具颇有影响。解放初期的一次人民代表会议上，许多汽车司机要求拆除牌楼。又如现代化的办公室、住宅区不能没有现代化的设施：水冲式厕所、自来水、下水道、低压电力、电信、电话、道路、人行便道、桥梁、河湖、公园、绿树、煤气、热力等。旧北京城内过去用人工背粪桶到家家户户掏粪的落后状况，再也不允许继续下去了。因此，保护古都风貌与现代化建设就成为突出的矛盾。

1949年5月，成立了以彭真同志为主任的都市计划委员会，着手研究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。当时不仅邀集了一些知名国内专家，还邀请苏联专家工作组协助研究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问题。大家达成如下的共识：

1．首都不仅是行政中心，还应该是文化中心、科学中心、教育中心、经济中心，增加工人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重。

2．原来城区62平方公里的人口130万人，应加以控制，建设后市区人口规模应限制在400万左右。

3．在城市布局上，采用环状，放射路系统，由中心向外发展，根据城市的主导风向，西山定为风景休养区，文教区与之毗邻。工业区定于下风向的通惠河两岸。

对于首都的行政中心位置问题上则产生了严重分歧。

部分专家主张把行政中心放在月坛至公主坟之间地段，理由是：（1）旧城有完整的古都风貌，不要去触动它，“永远为人民保护这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环境”；（2）用地不允许。行政中心安排在城区，势必大量拆迁，估计要拆除13万间房屋，迁出18．2万人。

大多数同志主张把行政中心设在旧城区内，主要理由是：（1）经济。根据国外建设城市经验，住宅和行政房屋不超过现代城市价值的50％至60％，其余的40％到60％为公用房屋（包括商店、学校、医院、剧院、饭馆、浴池）和市政设施。而拆毁旧房及迁移费，其价值不超过25％至30％。在旧城设行政中心，虽有居民拆迁增加投资一面，但节约了公用房屋及市政设施的投资，两相抵消，还是设在旧城为宜；（2）雄壮美丽的旧城符合人民共和国首都的条件，同时更可使旧城免于衰落反而可使之繁荣。